绿地控股董事长兼总裁张玉良   乐居财经 黄冬艳 发自上海   4月27日晚间，绿地控股(SH:600606)发布了2019年年度报告。在这份长达403页的报告中，对于过去一年的经营和财务情况，这家房企自我总结为“稳”和“快”。   的确是这样吗？   年报显示，2019年，绿地控股营收实现427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7亿，两项同比增幅分别为23%、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126.95亿，同比增长15.28%，总资产过万亿。   据乐居财经研究院发布的2019内房股营收和净利润排行榜，去年有17家房企营收增速在50%以上，而绿地控股的23%营收增速排在第43位，净利润在150亿以上的房企则有8家。   然而，营收和利润增长背后，少数股东权益的增长也很快，同时有息负债进一步逼近3000亿，导致利息支出大、短期流动性压力大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资产与负债规模均达到了万亿以上，万亿负债，如同一把剑，始终悬在绿地控股的头上。   业绩发布的第二天，资本市场反应平淡。截止4月28日收盘，绿地控股报价5.49元，涨幅2.43%，总市值668.03亿，占总营收比不足两成，相比同营收规模的其他房企，估值依然较低。   净利润率仅4.8%，不及借款利率   翻查及对比年报中的详细数据，乐居财经发现，尽管近几年绿地控股营收在以两成左右的增幅稳步增长，但其营业成本尤其各项费用的支出比例，始终没有下降，而大量的费用支出，导致其净利润的增长未能匹配营收，净利润率也一直偏低。   从利润率来看，2019年绿地控股的净利润率仅为4.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率更是只有3.44%。   绿地控股为何增收不增利，利润都跑到哪里去了？   一是成本增加，尤其是财务费用增幅较大。2019年绿地控股总营收增长两成的同时，总营业成本也增加了23.65%至4024.7亿元，其中税金及附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分别增加了53.35%、14.21%、18.27%、34.69%。      未能有效控制费用成本，再扣除投资收益、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后，绿地控股的净利润总额仅余209.5亿元，虽然同比增长了30.74%，但却不足4278亿总营收的零头。   二是少数股东拿走了一大块。受联合开发项目增加影响，2019年，绿地控股的少数股东权益增幅远高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其中前者为524.91亿，同比增长了35.2%；后者为789.01亿，同比增幅仅为12.55%。少数股权权益占总权益比例约为40%。如果放在乐居财经2019年内房股非控股权益榜单中，这一占比大约可以排在第20名，接近于世茂房地产、大发地产、中骏集团、正荣地产等企业。   最终，在绿地控股209.5亿的净利润中，少数股东损益为62.07亿，同比增幅33.51%，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则为147.43亿，同比增幅亦低于少数股东损益，仅为30%。   三是建筑业务拉低了整体利润率。仅看房地产及相关产业，2019年绿地控股该项业务营收1943.26亿元，同比增长20.36%，但营业成本也紧随其后增长了19.42%，导致毛利率仅微增0.57个百分点至27.58%。     其他的建筑及相关产业、商品销售及相关产业两项业务，虽然贡献了共计2357.61亿的营收，同比也分别增长了27.24%、54.8%，但毛利率均不足5%，分别为4.31%、3.48%，这也是绿地控股整体利润率未能有明显提高的原因之一。   绿地控股管理层在业绩会上透露，公司目前十分注重权益金额，而目前合作的项目权益多在90%以上，未来整体利润还有的上升空间。且随着目前国内大基建迎来多重利好，绿地控股的基建产业整体营收和利润都会再上一个台阶。   3000亿有息债：流动性是否承压？   有着强烈规模诉求的绿地控股，去年在土地储备上的力度明显加大。2019年全年其累计获取了108个项目，新增计容建筑面积4006万平方米，总地价977亿，平均楼面地价2439元／平方米，新增总货值达到了4453亿元。   若按权益算，上述土地中，归属于绿地控股的权益土地面积为1805万平方米，权益计容建筑面积3508万平方米，权益土地款则达到831亿元。   大量的新增土地储备和货值储备，背后无疑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尽管其已经有意在调整债务结构和控制债务增长，使得2019年末其资产负债率从2018末的89.49%减少1.07个百分点到了88.34%，然而从有息负债和利息支出等数据看，目前该公司的债务压力依然不乐观。   2019年末绿地控股的总资产约为11457亿，总负债则为10143亿。而2015年至2018年，绿地有息负债分别为2040亿、2855亿、2667亿、2897亿，及至2019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937.43亿，其中短期借款296.85亿、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868.84亿，两项总计已达1065.69亿。   2019年，绿地控股的整体融资成本为5.6%，属于行业偏低的水平，但规模庞大的债务导致其利息支出数额也并不低，2019年其利息费用就同比增长了56.22%至51.63亿，占到126亿扣非净利润的41%。换言之，绿地控股赚的钱，有一半给了债权人，为资本打了工。   但是，对于业绩会上被问及的公司流动性是否承压的问题，绿地控股方面给予否定答案。   据悉，2019年绿地控股销售回款为3010亿元，回款率78%，公司整体回款率则达到了93%。此外年末绿地控股的货币资金为889亿，同比增长近一成，同期预收账款为3811亿。   因此绿地控股管理层表示，对公司的流动性有信心，且其资产负债中很大一部分为预收账款，扣除该项后公司负债率82.7%，已属行业正常水平。绿地控股管理层还强调，公司注重流动性和现金流，并针对此做了相应的计划，按季度做测试，加之回款率较高，公司流动性并不处于承压状态。   看好今年市场，偏向拿产业用地   在年报发布的第二天下午，绿地控股举办了一场业绩说明会，董事会秘书王晓东与财务负责人吴正奎等三人出席，总结过去一年的经营情况并答记者问。   2019年绿地控股实现了3880亿的销售额，与2018年基本持平，对应销售面积3257万平方米，销售均价11913元／平方米。   虽未达4000亿元预期，但过去一年，绿地控股销售额在百亿以上的区域数量为16个，而销售额在200亿以上的有8个。绿地内部人士称，于绿地控股而言，这是创新高的两个数字。   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一季度行业整体的销售和工程进度都受到影响，绿地控股也不例外。尤其工程进度交付方面，2月份基本没有交房。目前，绿地控股正对项目的交房情况逐个摸排，“尽力往前赶，希望今年交房进度能全部赶上。”   据悉，2019年绿地控股整体营收4278亿元，同比增长23%，而房地产业务全年结转收入1943亿元，同比增长了20%，今年交房进度若能按原计划，将对其结转和营收都产生正面影响。   不过，对于今年的市场，绿地控股管理层表示，虽然疫情有影响，但对市场的看法依然持积极、乐观态度，“行业和市场空间依然存在，只是延后了。”   绿地控股今年计划推出6000亿以上的货值供应，其中包含上年结转的1000多亿货值，以及今年新增的5000亿左右货值。但具体供应仍需要看接下来的疫情情况，和项目工程进度能否赶上计划。   乐居财经还了解到，目前绿地控股的总土地储备建面已达约1.8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公司土地储备及未来发展空间足够。”绿地控股管理层透露，土地方面会“按部就班”，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以销定产，保持稳定，布局则注重一二线及省会城市的布局，而为了将土地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未来会更多倾向于产业拿地。

  又有两家央企退出房地产 将如何影响楼市？   日前，中国国家电网和中国航空集团两家非房地产主业央企宣布退出房地产业务。非地产央企从事房地产业的“清零”任务向前迈出一大步。这或许意味着在央企更加专注主业、“瘦身健体”的同时，房地产行业“玩家”也将不断精简，中国房地产市场步入更加理性有序的发展轨道。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消息，国家电网近日在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中表示，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坚守电网主责主业，下决心退出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务，坚决按期完成深化集体企业改革任务。   目前，全资子公司鲁能集团是国家电网房地产业务的主要平台之一。业内预计，随着国家电网剥离房地产业务，鲁能集团可能会迎来重组，或被整合至其他地产主业央企旗下。   同日，中国航空集团也在关于中央第三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中表示，清理低效房产、退出房地产业务。该集团称，成都西南航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通过转型退出房地产业务。   央企集中退出地产业务始于10年前。彼时，面对央企大举进军房地产业的情形，2010年，中国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出台“清退令”，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   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又批准了5家央企保留地产业务，获准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央企由16家增加为21家。   不过，随着中冶集团整体并入中国五矿，中航地产被保利地产合并，神华集团与中国国电合并重组，除鲁能外，这5家特批的非房地产主业央企中，还有较大规模地产业务的已所剩不多。   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再次要求央企严把主业投资方向，不得为规避主业监管要求，通过参股等方式开展中央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规定的商业性房地产等禁止类业务。这被业内视为更为严厉央企“退房令”。   随着退出房地产业务的央企越来越多，靠房地产赚钱的“门槛”也越来越高。   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异军突起。房地产这块高利润的“蛋糕”吸引了各类资本的疯狂涌入。各行各业都想靠房地产赚钱，每年新成立的房企数量巨大且良莠不齐，房地产行业乱象丛生。   不过，近年来，随着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天花板”隐现，行业内竞争加剧，一大批中小房企被淘汰。房地产行业仅靠“圈一块地”“建一栋房”就能赚钱的爆发式增长时代已成过去，行业毛利率逐年下滑。   在此背景下，非房地产主业央企有序退出，或传递三大信号：   其一，非房地产主业央企退出，与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导向是一致的。   从“房住不炒”到“不以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即便是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也未发生改变，其调控目标一直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近年来，不乏资金实力雄厚的央企在土地市场上高价拿地，这也被视为房价上涨的助推力量之一。为央企从事地产行业设置更高门槛，有利于促进市场更为理性有序。   其二，非房地产主业央企退出，将促其更加专注主业和创新。事实上，告别高速增长后，相当一部分房地产企业因为销售不畅、拿地决策失误等导致资金压力加大，房地产逐渐成为其低效资产。退出这部分业务不仅可以回收可观的现金流，也为其后的转型和创新研发提供资金保障。   其三，楼市未来发展或出现深刻变革。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对房地产的依赖将逐步减小。房地产在宏观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将从“发动机”向“稳定器”转移。部分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务的同时，也意味着资源、资金等向房地产市场过度集中的情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房地产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来源：中国新闻网 )

  人未返京可先签约再隔离 房东为租客提供出入证   不合规的短租房又冒头儿了   东三环附近的某国际公寓小区中，近期出现了许多待租房源。在某同城平台中，多名已经通过房本认证的房东以个人身份出租房屋。对于外地来京者的一个月短租需求，多名房东都认可，并有房东愿意为租房人提供自己的出入证。   对于短租行为，房屋租售的中介公司则相对谨慎，租房人可与其签订网络合同，到小区后需报告社区，并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存于网络中的短租行为仍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中介公司   可网签合同再自主隔离   北四环附近的某小区中，一间50平方米的开间中，摆放着床、沙发、柜子等简单家具。负责该房源出租的某房屋中介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房子可以作为一个月的短租房，目前身在京外的租客也可以租。租房人提供身份信息后，便可以与其签订网络合同。“来北京之后就可以入住，但是需要向社区报告，并且要自主居家隔离14天。”   另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位于东四环附近的某小区中有多套短租房可以选择，其中一间房屋最短租期可为20天。短租房的租期多为一个月至两个月。   对于目前不在京的寻租者，该中介人员表示，在确定租期后，可以通过照片、视频的方式看房，最终签订网络合同。“我可以在社区等着你一起报告登记，到时候报备后就直接居家隔离了。”   多名中介人员告诉记者，返京租房者需要通过“北京健康宝”对本人健康状况进行查询，如果有疫区接触史等都不能为其提供租房服务。   在东五环附近的一家中介公司中，也提供部分短期租房。租房前，中介人员会询问租房者短租的目的。对于租客提出用作隔离用途的短租行为，该中介人员表示，此类服务目前无法提供。“不管是不是疫区的都不行，管理比较严格。长租一年可以，但是也不包括境外人员。”   个人房源为快签约 能提供出入证   房屋租赁市场中，除了可以从中介公司租房外，还能从房东手中直接租房。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一些小户型为主的小区以及公寓式小区中，近期有大量租赁房源入市。   一名中介人员表示，此类小区中有二房东将租赁房源改造成民宿进行经营，但是因疫情影响，民宿几无客源，导致很多房源重回租赁市场。   在东三环附近的某国际公寓小区中，网络资料显示房源较春节前增加一倍。一些房东也通过某同城网推销自家房屋，通过直租的方式寻找租客。   “不在北京的现在不能租，以前已经有人问了，社区要求需要在北京隔离14天后才能进小区。”一名房东表示，对于一两个月的短租行为均能接受，要不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但该小区一名房东急于将手中空置房屋出手，不仅自己主动降了房租，还表示如果租户行李不多且不用搬家的话，可以将自己手中的小区出入证转给租客。“反正我也不在这住，这样你到了北京就能直接住进去了。”   在东二环附近的一个以小户型为主的小区中，在租房源也从春节前的近30套，增加至72套。   很多房东不仅通过中介寻找租户，也在一些网站中进行着房东直租，但是收效甚微，很多房东也开始接受一两个月的短租。“房子挂了一个多月了，一个看房的都没有。”一名房东寄希望于直租方式能尽快起到作用。   该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返京者租房入住可以，但是需要向社区主动报备，返京后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或者集中隔离。（来源：北京晚报）

  原标题：房企年报透露2个信号：销售增速放缓 目标制定更谨慎   谨慎拿地的融创，传递信心的碧桂园，再谈“活下去”的万科……疫情下的房企年报季，几家欢喜几家愁？   2018年喊出“活下去”的万科，今年忧患意识不减。3月17日，董事长郁亮在万科2019年度业绩会上讲的一番话，注定了今年房地产市场的不平凡。   “一年半之前的秋季例会，万科的主题词是活下去，当时只是出于居安思危的考虑，但没想到，到今天活下去成了特别真实的存在。” 他说道。   强调“强者姿态”的龙湖，更愿意把这次疫情当成一次压力测试。   3月24日，龙湖集团CEO邵明晓在业绩会上讲道，“应该说，面对疫情，从市场的反应和龙湖的执行力来讲，虽然有些冲击，但整体可控。不需要做大的供货结构、销售结构的调整，基本上能够按照预定目标，顺利、平稳往前运行。”   身为地方国企的越秀地产，则对疫情下的市场保持“谨慎的乐观”。3月10日业绩会，董事长林昭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内地疫情逐步减缓，来现场看房的人流逐渐回暖。而且公司也提前做好了准备，如果市场有爆发性增长，公司会有足够的货量供应。但他同时强调，目前很难对市场有一个准确的预判。   3月30日，某百强房企中层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为了追回一季度的惨淡业绩，房企很可能在疫情解除后选择降价，加速走量。   销售增速放缓   2019年的销售增速较2018年进一步下滑，成为今年房企财报季传递出来的第一个明显信号。   以万科为例，2019年，该公司实现销售金额约6308亿元，销售面积约4112万平方米，分别同比增长3.9%和1.8%。2018年，上述指标分别同比增长14.5%和12.3%。同为龙头房企的碧桂园，2019年实现权益销售金额约5522亿元，权益合同销售面积约6237万平方米，分别同比增长10.0%和15.2%。2018年，上述指标同比分别增长31.25%和23.06%。   另据克而瑞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口径千亿房企数量相比去年同期仅增加4家至34家，500亿元―1000亿元规模的房企数量达33家。相比前两年的高增量，2019年新增千亿元房企数明显下降、规模房企扩容放缓；从业绩完成率来看，相比2016年、2017年近八成房企目标完成率超110%，2019年该区间的房企数量明显降低，仅半数房企的目标完成率集中在100%―110%之间。   近日，克而瑞发布研究报告解释称，特别是2019年四季度以来受市场去化率水平处于低位的影响，年底供货高峰期百强房企整体业绩未有明显提升。   “2019年，在中央明确‘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定调下，市场调控趋于常态化，信贷层面逐渐收紧，房地产市场基本保持稳定，所以才导致行业整体规模增速较前两年明显放缓。”报告中提到。   第二个信号，则是房企对于2020年的销售目标制定更加趋于谨慎。   以龙湖为例，2019年该公司实现合约销售2425亿元，同比增长21%。2020年，龙湖将全年销售目标定为2600亿元，同比增长仅7%；时代地产2019年合同销售为783.6亿元，同比增长29.3%。2020年的销售目标为823亿元，同比增长仅5.03%。   销售目标往往可以看出一家企业对于今年市场的预判，但由于叠加了疫情的影响，房企对市场的预判也就愈发谨慎。   来自克而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受疫情和大环境影响，1―2月百强房企整体的业绩规模同比降低23.8%。其中，有超八成的百强房企2月单月和累计业绩同比双降。   万科总裁及首席执行官祝九胜在业绩会上坦言，疫情对万科的销售、回款、工程、交付、现金流都有影响，2、3月份销售会同比减少510亿元左右。   旭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中则判断，疫情将使2020年行业整体销售规模减少7%―10%。   渠道依赖度不减反增   房企一旦销售承压，除了选择降价，其对“房地产渠道”的依赖程度也会不减反增，但房企高管和媒体均未提到这个话题。   关于“房地产渠道”的讨论早已有之，但在之前市场上行的时候，开发商的房子不愁卖，所以渠道也只能沦为“配角”，并无多少话语权。   直到2018年，调控政策加码，导致整体市场成交略显低迷。   根据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典型房企平均在售项目个数从2016年的29个增加至2019年的61个，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平均单盘产能却从2016年的10亿元下降至2019年的5.9亿元，呈现逐年下滑趋势。   在此背景下，可以“带客”的渠道，在房地产营销中的占比也越来越大。   根据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渠道占房地产营销的比重低于5%，此后逐渐攀升，2018年占比达10%―15%，到2019年底该比例高达50%。不仅比重加大，渠道佣金也在不断增加。2018年左右，渠道佣金为1%―2%，但2019年佣金已经超过2.5%，个别项目的佣金甚至高于10%。   丁祖昱认为，渠道为王的背后，是开发商获取客户的难度越来越大，此前通过传媒广告直接吸引客户的常规手段逐渐失效。目标客户的显著特征是曾有过购房行为，因此，在传统传媒广告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房企需要依赖掌握这些客户的中介渠道。   近日，旭辉控股CEO林峰撰文指出，受疫情的影响，房企今年的销售要在后面三个季度追赶年度总目标，会更难更累，但销售创新的手段目前看并不多，也没有有效的方案对抗中介(渠道)的垄断。   林峰预判，今年销售总量下滑的同时，行业营销费率会比2019年更高。   并购机会远超往年   如果房地产行业销售规模进一步下滑，极可能出现的就是并购机会增加，这也是本轮财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3月30日，一位地产分析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招拍挂市场上拿地成本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并购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模式，而且通过股权并购的模式，可为企业获得较大的税收减免或优惠等。   “我们判断今年将是洗牌年，并购的机会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年。”3月27日，融创中国董事局主席孙宏斌在业绩会上表示，现在出现困难的公司，一类是这几年在冲规模的时候拿的土地太贵，所以盈利和流动性压力都很大；第二类就是持有太重，可以并购轻的就没必要并购重的。   孙宏斌透露，虽然并购的机会多了很多，但好的标的并不多，春节之后，公司对几个标的进行调研，最后基本上都放弃了，因为算不过账来。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旭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中。   “随着企业现金流紧张，破产中小企业增多，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林中透露，年初到现在，公司接待了很多要求被收并购的企业，但是评估过后并没有符合内部标准的，所以目前还没有成功收购案例。   近日，亿翰智库相关报告表示，疫情发生后，中小房企线下销售业务停摆，使得原本在资金上不够宽裕的中小房企容易出现现金流短缺，流动性不足，极端情形下，可能导致中小房企资金链断裂，陷入破产危机。   合作或是中小企业破局的有效途径。（来源：时代周报）

  3月27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涨约320点，在7.06附近波动，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在7.08附近波动。截至9点34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7.0692、7.0811。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265个基点，报7.0427。   兴业证券研报显示，2020年3月以来，疫情全球蔓延与油价大跌，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逐步演变为流动性市场失灵，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和各类资产价格的动荡。各国央行频繁出手，美联储除了实施零利率外，还推出了一系列信贷支持和流动性补充工具，避险资产率先企稳反弹，但是流动性风波尚未结束。（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官方撰文厘清是与非   金融领域的区块链话题近来持续升温。日前，被称作国内金融行业首个区块链标准的《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规范》（下称《规范》）正式出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区块链课题组也以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管理为题撰文，厘清区块链的是与非和真伪应用。而在疫情期间，区块链技术在助推企业融资过程中也进一步发挥作用。   同时，业内人士对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推出也更为期待。央行此前官方披露的信息是，在坚持双层运营、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法定数字货币的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而根据央行人士此前多次透露的信息，在保证中心化管理和货币主权的前提下，央行在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过程中不预设技术路线。   多方广泛引用区块链技术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区块链课题组日前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区块链在对信息可信共享要求较高、对并发量要求较低的领域，例如交易结算、贸易金融、产权转让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实际上，在上述这些金融场景，包括金融监管部门、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在内的多方均已广泛引用区块链技术。   上线于2018年9月的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如今已相继开展了供应链应收账款多级融资、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再贴现快速通道和国际贸易账款监管四项业务，连接的银行和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外汇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的建设也日趋成熟。该平台于2019年3月推出，根据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在记者会上披露的数据，春节假期以来，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融资放款额达2亿多美元。   京东数科则于2019年6月推出市场首个区块链ABS标准化解决方案，帮助资产方、计划管理人、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托管行等ABS业务参与机构优化业务流程，提升ABS发行业务效率。与原有技术方案相比，可减少85%的部署时间，每年每个业务节点可节约运维成本超百万。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助力抗疫过程中，区块链技术在助推企业融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了作用。2月上旬，北京市正式上线了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债权债务平台，提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账款确权证明，并支持中小微企业获得确权证明后在线发起融资需求。除此之外，浙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纷纷开展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将核心企业与链条上供应商的合同全程上链，有效解决了企业应收账款的真实性问题，从而将企业大量难以盘活的应收账款改造成区块链应收款，实现了线上化的高效融资。   标准出炉引导行业更规范发展   不过，区块链应用在多个场景加速落地的同时，一些与之相关的金融乱象也有所显现。业内人士呼吁，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发展亟须监管进一步引导。今年2月底，被称作国内金融行业首个区块链标准的《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规范》正式出炉，引发广泛关注。   该标准由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由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提出并负责起草，起草机构还包括多家商业银行、区块链研究机构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等。   参与《规范》起草的京东数科副总裁曹鹏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区块链的标准化工作始于2016年，如《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提出了我国区块链标准体系框架；2017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区块链参考架构》。   与此前相比，发布于2020年的《规范》主要针对金融行业，对分布式账本的用户管理、监管支撑、隐私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研究员曹胜熙对记者说：在《规范》推出后，金融区块链在架构设计、模块功能、软件接口等各方面都有了参考基准，而这一基准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曹鹏说，近几年区块链领域发展迅速，但良莠不齐，此次央行首次将分布式记账技术结合金融领域，制定了全面的规范，将成为打造可靠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的基础图纸，促使区块链行业告别野蛮生长，实现更多的共识和协作基础。他预计，在行业标准引领下，区块链将在金融保险、企业融资等方面更好发挥其作用。   《规范》发布之前，国内金融区块链应用存在野蛮生长的情况，一些应用宣称基于区块链，但其实不然；还有一些应用虽然基于区块链，但在安全性能上并不保险。《规范》发布后，既可以排除前一类假的区块链项目，也可以规范应用了区块链技术但安全上存在漏洞的项目。曹胜熙说。   井通科技CEO和MOAC区块链联合创始人周沙表示，此次由央行牵头制定的《规范》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具有很强的业务指导性，未来，监管部门也可考虑根据技术标准来推出相应的产品目录和名单，进一步引导行业良性和规范发展。   法定数字货币不预设技术路线   除了《规范》的推出，近期，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区块链课题组还在《中国金融》上以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管理为题撰文。该文明确了区块链独有的信任传递机制的优势，同时也点出了一些不足，并提出要引导区块链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该文称，正确认识区块链技术的适用场景，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需要区块链，也不是所有的数据都需要上链。   官方在区块链领域动作频频引人关注，也引发业内对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或将加快推出的猜测。一些人认为，疫情一定程度上也是数字经济的催化剂。央行官方微信公众号1月发布的《盘点央行的2019｜金融科技》中指出，在坚持双层运营、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法定数字货币的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   区块链在支付领域落地前景如何？法定数字货币是否会采取区块链技术？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区块链课题组撰文称，区块链以大量冗余数据的同步存储和共同计算为代价，牺牲了系统处理效能和客户的部分隐私，尚不适合传统零售支付等高并发场景。   央行人士此前多次表态透露的信息是，在保证中心化管理和货币主权的前提下，央行在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过程中不预设技术路线，也就是说不一定依赖某一种技术路线。   在近日于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MIT比特币大会上，有专家认为，区块链技术目前还不是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索尼娅·达维多维奇表示，尽管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为央行数字货币提供交易追踪在内的多种特定功能，但在保障用户隐私、与非区块链系统的互操作性（例如支付系统）以及货币价值转移上尚存不完备之处。   周沙表示，现有的基于公链的支付手段，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方案，其优点是具备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但缺点是设置复杂、无法监管、无离线支付功能、速度慢，无法支持大量用户的交易。完全去中心化的模式不能满足央行对于零售支付场景并发量的要求。不过，一些改进的、混合型的类区块链方式或可以同时满足监管对数字货币中心化管理和其运行的速度、效率以及安全性的要求。他说。   周沙表示，井通科技正在研究基于区块链的可扩展快速支付方案，这一方案在满足现有的现金所能完成的全部重要功能的同时，能够更加有效地满足当前及未来在金融领域对数字货币的需求。（来源：经济参考报）

  截至3月6日，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承销“抗疫”债14只，募集资金总额达110.95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仅2.5%。   在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积极推动下，深圳“抗疫”债发行刷新八项全国第一。包括全国首批“抗疫”债、全国首批航空运输业“抗疫”债、全国首单快递物流行业“抗疫”债、全国银行间首支旅游行业“抗疫”债、全国首单港口行业“抗疫”债、全国首单农批市场企业“抗疫”债、全国首单央企定向“抗疫”债、全国首单“扶贫+防疫”债等。   最近的一期是3月4日，由江苏银行深圳分行、邮储银行深圳分行辅导，华润租赁有限公司发行了全国首单“扶贫+防疫”债和全国首单央企公募“抗疫”债——20华润租赁(疫情防控债)ABN001。该债券募集资金7.95亿元，其中优先A1级票面利率3.30%，优先A2级票面利率3.68%，发行价格创全市场同行业、同期限ABN(资产支持票据)最低价。（来源：中国证券网）

  为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有序复工、开工，3月7日，汝阳县举行2020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以实际行动，掀起全县上下全面聚焦项目、全力攻坚项目、全心服务项目新热潮。   据悉，汝阳县2020年一季度全县开复工项目共74个，总投资259.6亿元。此次集中开工项目16个，涉及工业、农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等多个领域，总投资17.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3亿元，主要有总投资6.8亿元的汝阳县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一期)、总投资1.2亿元的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危废项目等。   据了解，今年以来，汝阳县照“一手牵两头”的要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做到疫情防控不松劲，项目建设早开工。   汝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此次重点项目的集中开工，将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为汝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发挥重要作用。”（来源：河南日报）

  东兴证券(601198)3月6日晚公告，近日，公司收到证监会的批复。根据该批复，证监会核准公司设立东兴基金，东兴基金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为2亿元，经营范围为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和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来源：证券时报网）

  原标题：裁员、降薪、调整架构 楼市停摆下的房企自救行动   仕通人才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钺最近在辅导一批年轻的房企中高管人员。他给这些人的忠告是，早做准备，未雨绸缪。“房地产市场正在从增量转向存量，他们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市场趋势里找到新的职业机会。”   上海索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聂勇钢，春节后收到很多房地产职业经理人委托，这些经理人普遍焦灼的是，目前房企工作不好找，求职流程也拖得很长。   从2月底，减员、降薪等一系列动作在一部分房企悄然出现，既有因组织架构优化所引发的人事大换防，也有因无力正常支付薪酬要求员工主动离职，还有中高管“自愿”降薪的自救措施。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追求高周转的开发商一面是销售下滑、回款受限带来的现金流危机；一面则是融资端收紧趋势没有明显松动迹象，来自人力、财务等成本的刚性支出必不可少。   部分资金紧张的房企迫切希望通过成本端节流，保住“救命钱”维持正常运转，减员降薪是他们为此“祭出”的一个策略。   早在2019年，部分房企就开始通过调整组织架构、提高人均效能等措施进行了一轮人员结构优化改革。在疫情影响下，这一改革得以延续并进一步深化，以应对当前危局及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由于员工薪酬支出在房企整体收入中占比很小，多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减员降薪带来的效果杯水车薪。   减员降薪 招聘放缓   按照原计划，在一家10强房企深圳区域工作的张琴的春节假期本应该于正月初七结束。   但受疫情防控影响，她的复工时间被推迟至2月17日。2月16日，张琴接到复工时间再一次推迟的消息。伴随而来的，还有人力资源部发放的一张 “关于2月份在公司实际到岗天数”的统计表。   人力资源的同事并未透露这张统计表到底作何用，但张琴和同事们有些担心。“我们私下都在猜测，这个统计是不是跟降薪相关，这些天陆陆续续听到同行裁员和降薪的传言。”张琴身边原本打算离职的同事，在这个春节后都推迟了计划，大家一致觉得，这种行情下，好的公司基本只出不进了。   张琴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段时间王斌也危机感爆棚，他是一家龙头房企物业公司的员工，工作内容与科技产品销售捆绑在一起。“现在日子不好过，最近我们经常被领导拉去谈话，公司业绩压力大，逼着我们要有输出。”王斌1月份的绩效工资已经被扣了几千块。为了减少支出，他所在公司给大部分员工1月份的绩效都打了C。   “估计2月份工资也大概率会是这个样子。”王斌说，但现阶段他不敢考虑跳槽，“至少上半年不太好动，先求稳吧。”   王斌的危机感源于这家龙头房企在2月底启动的一轮总部与区域人事大换防。超过10个区域被合并，数个区域遭遇调整，区域高管的职位也响应随之变化。   该房企一位内部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原来一个省份设置几个小区域，各自都拥有一套管理班子和办公体系。区域合并后，管理层面，部分区域总裁转为副总裁，如果不满足于新职位，就可能出现离职或调岗；员工层面人员随之精简优化。   同样是这家龙头房企山东区域城市公司的陆颖，2020年1月，他所在项目取消了员工住房与餐饮补贴，以陆颖为例，两项补贴损失合计超过1000元，相当于每月收入降低了1000元。   随着2月销售持续下行，减员、降薪等的动作在房企间悄然显现。2月27日，凯德集团成为第一家公开宣布降薪的房企。从4月1日起，董事会成员和其他高管层自愿将董事费和基础薪资降低5%-15%；所有经理级及以上级别的员工冻结涨薪；其他员工不受影响。此举措将在6个月后或者疫情平稳后重新评估。   此前，关于四川房企中迪禾邦因无力支付2020年1月及2月的工资消息在业界流传，中迪禾邦要求员工在2月27日前按照先前协商方案主动离职，方可延期领取1、2月工资；如若在2月27日不主动离职，只发放1月份工资且会根据公司资金情况迟发或缓发。   “效能是地产企业永恒的话题，一般来讲，员工流动率保持在20%左右是正常的，其中，主动离职和被动淘汰通常各占一半。从目前大部分房企的考虑来看，不会出现因疫情而规模性裁员的现象，但不排除一些计划砍掉的业务模块会借此做剥离。”祥源控股人力资源副总经理张晓宇向经济观察报表示。   每年3、4月是房企招聘高峰期，根据张晓宇的观察，最近这段时间，各家房企的招聘节奏整体放缓了。他说，这个时间点，房企对于人员入口确实会比较谨慎，非价值创造岗位会减缓招聘速度，员工的跳槽也会更加慎重。   聂勇钢的一家企业客户，2019年销售额120亿元，2020年的销售目标最初定在200亿元，近期，该公司将预期下调至150亿元。这样一来，原本预计新增的编制会受到影响。“之前他们打算增设新区域，扩招副总裁，这种情况下，只能缩减高层人员和新区域人员的编制。”聂勇钢称，原本想扩大规模的一部分中小房企，基于战略调整又停下脚步，现在这是一种趋势。   不过，人员更替始终是一个企业内部的新陈代谢。聂勇钢合作的正荣、中南置地、中骏、旭辉等房企，还按照原来节奏在招人。   张晓宇也表示，对于一些核心岗位，或者不得不从外部引进的岗位，房企并没有取消外招，甚至对招聘标准和薪酬都有所拔高。   对于效益较好、融资成本较低、财务较稳健的房企而言，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反而是抄底好机会，一是抄底土地，二是抄底人才。聂勇钢接触的很多职业经理人，目前叫价更趋于理性。以往他们对薪酬涨幅预期在30%-50%之间，但现在已经降低至10%-20%，有些甚至平薪也能接受。   中小房企的自救   过往多年，在房地产企业的薪酬结构上，固定薪资占比较高，房企在规模扩张时期，不得不通过高薪来弥补人才缺口，导致大部分年收入超过百万的职业经理人存在薪酬虚高的现象。   “其实房企都在研究如何来解决高管酬薪虚高问题，总额还是要给到，但薪酬的结构能否调整得更为合理。”张晓宇说，一家房企给予中高层管理者的总薪酬，往往包括薪酬、福利包、激励等多个维度，更多公司倾向通过调节长期激励支出来缩减整体预算。   即中高管的浮动薪酬比例会进一步提高，并与公司业绩、销售回款、利润等指标挂钩。以一个中层管理者的薪酬为例，过去固薪与浮动薪酬比通常维持在6：4或7：3之间；从2019年起，固薪占比逐步下降5-10个百分点，固浮比调整为5：5左右。   销售业绩下行时，这样的薪酬结构自然会受到影响。“一家房企如果薪酬真的降低，肯定先从中高管级别启动。”王钺说，很多中高管浮动薪酬与回款、拿地紧密相关，但最近一个多月房企经营面临不少压力，回款不理想，自然会出现薪酬调整。   经济观察报获悉，在疫情初期，国内地产百强企业也由HR部门针对各员工层级进行了一些问卷测试和电话访谈，50%的员工接受如行业整体下行，个人薪酬可以适度锁水，但比例需提前告知。整体调查结果呈现层级越高，接受度越高的特点。   张晓宇发现，在这个特殊节点上，对于中低层员工，部分公司采用应激策略，比如给予内部购房优惠来解决员工收入和公司销售两个端口的问题。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无论是降薪，还是减员，与资金不无关系。对于房企而言，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销售回款、融资所得，“回款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王钺告诉经济观察报。   疫情发生以来，诸多房企掀起一场线上销售争夺战，然而，由于转化率较低以及线下销售的停滞，大部分房企2月的销售回款几乎为“0”，但一系列刚性支出仍是压在房企身上的一座“大山”。   王钺说，在回款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小房企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资金链趋紧，融资融不上，土地拿不了，无米下炊，“只能在成本端压多少算多少。”   这些中小房企常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压力传递到建筑装修公司等供应商身上；二是从管理费用出发，采取裁员降薪的策略，根本目的还是希望尽可能的保住现金流。   聂勇钢观察到，最近正在减员降薪的几家房企，多数是资金较为紧张，或者走高杠杆路线的中小企业。他们要不业绩注水严重，要不就是将项目布局在三四线城市，在当前市场大势下，要维持正常运转肯定难度很大。   王钺说：“但说实话，减员降薪对于房企而言是杯水车薪。”   按照张晓宇提供的数据，在房企的总体收入结构里，管理费用占比介于2.5%-4%之间，其中有80%属于薪酬支出。如果对比其他财务科目，比如营销费用及成本，这部分管理费用并不占房企经营支出的主流。   根据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测算，64家百强上市房企平均单月员工薪酬约2.87亿元，平均利息成本约5.71亿元，两项刚性支出合计平均值约为8.58亿元。其中融资成本支出是员工薪酬两倍左右。   Top10房企员工单月平均薪酬支出约8.65亿元，Top11-30约3.01亿元，Top30后房企员工薪酬支出更是呈明显下降趋势。   多名房地产业内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房企目前的支出大头，还是聚焦在土地、建安、融资等成本。   大房企的管理动作   王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开发商的心理在疫情期间出现分化。规模偏小的房企，由于缺乏社会资源倾斜、行业发展空间和抵抗风险能力，处于焦灼状态，急着另寻“出路”；大中型房企在行业内已站稳位置，只要资金端保持一定流动性，投拓端维持拿地滚动开发，这次疫情并不会诱发恐慌性心理。   张晓宇也表示，大型开发商的心理和长期用人计划并不会出现改变，短期动作只是一项应激反应。   事实上，关于“组织架构调整”这道题，从2019年就陆续有大型房企陆续在进行，比如万科、碧桂园等、阳光城等。减员降薪只是组织架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这种组织架构调整操作的核心，一是将总部职能下放，二是合并区域。而最终目的是提高房地产行业人均效能。   根据聂勇钢预测，房地产行业未来开发建筑面积会维持在17亿平方米左右不再增加。人均效能逐渐提高，意味着所需要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房地产开发体系的人员减少趋势在所难免。   “房地产属于中国经济发展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随着整体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企业利润‘走薄和稳定’，房企的这一系列减员降薪可以看作是为市场和行业周期进入转型深水期所补交的学费。”张晓宇说，“学费补交”是一个持续过程，有些房企持续投入，则阶段性投入较少，总量相对较少，比较平滑；有些企业过去疏于内部管理机制的建设，过于“走量”，本次学费会缴得比较突兀，总量可能会相对较高。   从长期的角度切入，大型房企组织架构调整是一项管理动作，但疫情期间，由组织架构调整引发的一系列减员降薪，不免会被放到聚光灯下。   王钺说，这是前期动作的延续和深化，大型房企通过组织架构调整，在降本增效的前提下，适应目前销售端困难、投资端成本高的局面。而某些职能人员的阶段性调整则是根据市场动态做出的决策。   经济观察报采访的多位房地产人士均提到，对于大型房企而言，大规模进行裁员或降薪的可能性较小。   大型房企的日常账面上通常会留足2-3个月开销费用。业内普遍预测，3月中旬，大部分售楼处会陆续进入复工状态，线下销售逐渐恢复，资金压力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线下销售偃旗息鼓背景下，线上销售却如火如荼，地产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在短短时间内被进一步催化，而这或多或少对房地产企业的组织架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张晓宇在人力资源工作中发现，低级别的技术人员、统计人员的确越来越不适合吃“地产饭”了。“传统房地产企业更强调‘金融属性’和‘制造属性’，后者可以通过业内资源整合和外包等形式加强，新技术(PC装配式住宅、铝模版、BIM)也会被更加广泛使用。”   长期与开发商打交道的王钺将数字化加速称为“昙花一现”。他对经济观察报说，房地产的传统作业模式还是水泥钢筋，以拿地、开发、销售这一链条进行资源配置和业务流程开展。虽然有房企提出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新路线，但只能理解为通过在房地产主业上运用科技手段，从而提高业务效率。科技并不能真正取代传统作业模式产生根本性商业价值，也不能换来房企很大的营收和利润。   以线上销售为例，归根结底，疫情结束后，很多房企又会把注意力转移回传统销售模式，在线销售更多会选择与各大渠道平台合作的模式搭配进行。(张琴、王斌、陆颖均为化名)（来源：经济观察网）